□　陈灵海　(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史研究中心教授、法律与历史研究所主任)

2011年,洛阳市考古工作者在310国道附近的发掘中,发现了唐代达奚珣(690-757年)夫妇合葬墓及墓志。据《旧唐书》载,至德二年(757年)唐军收复长安,对“安史伪官”进行处置,“以六等定罪,重者刑之于市,次赐自尽,次重杖一百,次三等流贬”,其中最严厉的就是“达奚珣、韦恒腰斩”。事后有人认为,达奚珣是被冤杀的。那么,当时的“六等定罪”政策是如何出台的?执行情况和效果又如何呢?

对《墓志》和史传的解释

《大唐故河南尹达奚珣墓志》全文277字,损两字,由其子达奚说撰于大历四年(769年),距达奚珣被杀的至德二年(757年)末已隔了十多年。《墓志》中说,天宝十四年,“安禄山叛逆,或称河尹之拜出于禄山”,达奚珣认为事属诽谤,急忙澄清,“陈状于御史大夫封常清,请诣阙待罪”。封常清上奏后,玄宗表示“达奚珣此拜,简在朕心”,并责问“东京官僚妄云禄山荐用”是何道理,不但洗脱嫌疑,还命他“即依旧知事”。不料洛阳再次失守,达奚珣重陷于叛军,乱平后遂被处斩,长子达奚挚(时任亭山县令)也被一并处斩,次子达奚说等被流放,后赦归。

《墓志》中申辩说,达奚珣作为“安史伪官”被杀是冤枉的。《墓志》整理者也认为“更倾向于墓志记载的真实性”,认为达奚珣并未叛国,含冤被杀,理由是《新唐书·忠义传》载其曾与李憕、卢弈一起守城,抵抗叛军。其实这并无说服力,因为“安史之乱”期间,先抗叛后投敌者,比比皆是。与达奚珣共同守城的李憕、卢弈二人,恰是“安史之乱”时期唐军的两大殉难忠臣。安禄山派人将两人首级带到河北,恐吓抵抗的郡县,平原太守颜真卿(709-784年)计斩段子光,夺回首级,装棺设祭,玄宗闻知后追赠两人为司徒、礼部尚书。与两位光辉灿烂的忠臣相比,达奚珣不但苟全性命,还安然任职于叛军,遭人切齿痛恨也就可以理解了。

达奚珣是否死于腰斩?应该是的。北魏太武帝(408-452年)时,崔浩(?-450年)主修《北魏律》,“大辟有轘、腰斩、殊死、弃市四等,凡三百九十条。”自此,腰斩被作为死刑的执行方式之一,保持到唐代。《唐律》规定的死刑虽只有斩、绞,但实际中却有腰斩,如贞观十七年“刘兰谋反腰斩”；长寿二年“裴匪躬坐潜谒皇嗣腰斩”；大历二年周智光“二子腰斩”。达奚珣以“安史伪官”首要分子被腰斩,属于当时的正常处置。

“六等定罪”和司法不确定性

“六等定罪”表面上带来了司法的确定性,然而此后,唐廷在处置“伪官”问题上受非议最多的,恰恰是其政策的反复摇摆,并对“安史之乱”的平定造成了负面影响,甚至影响到战后重建时期的国家安全和地方稳定。

天宝十四年(755年)冬“安史之乱”爆发,唐军望风瓦解,守令窜降擒戮,玄宗逃奔四川,太子李亨逃奔甘肃,直到次年七月李亨在灵武即位,才颁布了第一份有关“伪官”的诏书(《即位赦》),规定除李林甫、王鉷、杨国忠近亲外,“大辟罪以下,常赦所不免者,咸赦除之。”随后,玄宗也宣称“大辟罪已下,常赦所不免者,咸赦除之。破家者一切与雪,流人一切放还”,宽免力度空前。

但到了至德二年(757年)十一月,唐军先后收复两都,肃宗颁布《收复京师诏》,就已经没有宽容的气息了,要求“御史台、宪部、大理三司,据状勘责,条件闻奏”,即使是“临行潜避,遂受贼驱使”的也要“量情状轻重奏闻”。赦文只字不提政府责任,甚至洋溢着胜利者的口吻,只谈惩罚而全无同情。这种“严惩主义”的基调之下,官员们对如何处置“伪官”产生了巨大分歧:崔器、吕諲认为应严格执法,“准律皆当处死”；李岘则主张从宽,理由是伪官“皆陛下亲戚,或勋旧子孙,今一概以叛法处死,恐乖仁恕之道”,更重要的是“河北未平,群臣陷贼尚多,若宽之,足开自新之路；若尽诛,是坚其附贼之心也。”尽管李岘的建议更合理,但肃宗倾向于严惩,因此尽管表面上“从岘议,以六等定罪,重者刑之于市,次赐自尽,次重杖一百,次三等流贬”,实际上折中了两派的意见,并且更倾向于严惩派的意见。

为什么在国家危急存亡之际,君主和官员还会出现这么大的分歧和摇摆呢?《资治通鉴》中给出了答案:权争。例如,关于如何处置张说(667-730年)之子张垍和张均,两位皇帝竟然直接争吵起来。肃宗出于对张说的感激,打算将张氏兄弟免死,玄宗坚决反对,认为他俩“为贼毁吾家事,罪不可赦。”肃宗争辩说“臣不能活均、垍,使死者有知,何面目见说于九泉。”玄宗不肯让步,只同意“张垍为汝长流岭表,张均必不可活。”两位皇帝都把处置“伪官”当成了展示自己权力的平台,而把法律规定和政策取向完全置于度外。

崔器和吕諲同属严惩派,但也有意见分歧。吕諲主要基于法律规定,并无太多私心,后人评价较中性,称其“少力于学,志行整饬”,“为治不急细务,决大事刚果不挠”,“于权宜知大体不及岘,而援律傅经过之”。崔器则着眼于权争,后人评价极低,认为他“有吏才,性介而少通”,达奚珣、陈希烈等被杀后,尚未回归的“伪官”们闻其议刑太重,众心复摇,肃宗叹息“几为崔器所误。”记载朝野遗事的笔记《谭宾录》中甚至说,上元元年(760年)崔器重病,每天看到达奚珣在他面前诉冤,三天后就被吓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