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萌

古城的几大宗教汇萃一地、互生共荣、各显奇葩。但溯及以往，除张道陵祖孙三代在巴郡——汉中一带开坛作法、授徒弘道历史最为悠久之外，最早进入阆中的西方传教士又是谁呢？

阆中天主堂

据近年来公开发表出版的资料显示，疑似为三百七十多年前的法国天主教神父洪广化，“明崇祯十四年（1641），法国天主教神父到阆中传教“（《南充市志》2010年版）；又“明崇祯十四年（1641年），法国天主教传教士洪广化到阆中传教……在城内学道街修建了‘天主堂’”（见李家驹著《阆史索征》）。这位神甫大人洪广化（音译）资历有这么老么？

据资料显示：洪广化，1814年1月7日——1891年10月26日，巴黎外方传教会会士，川西代牧区主教（1861年5月6日至1891年10月26日）。又:“1865年，法国传教士洪广化前往四川传教，任四川代牧区主教，于1895年主持兴建领报修院，至1908年竣工，历时13年”（ 见中国国家地理网）。可见，一个是有明崇祯，一个是大清嘉庆，时光穿越了将近两百年，“洪广化之说”显然不足为信。

最新版《阆中县志》载：“天主教于明崇祯十四年（1641年）传入阆中。清光绪八年（1882年），法国神甫在县城学道街购置地产，建修教堂”（笔者注：原址还在今学道街天主教堂东侧），参考其他文献史料，最早进入保宁府的传教士时间大致也不差，后在城内修筑天主教堂的时间确也在清光绪初年，但并无任何依据显示系“法国神甫”所为。究竟谁是以宗教名义深入到内陆腹地保宁府的第一人呢？这涉及到近代在华传播天主教的一位大名鼎鼎的人物：安文思。

安文思（Gabriel de Magalhâes），字景明，葡萄牙籍耶稣会传教士。原名加布里埃尔·德·麦哲伦，意思是“平静的海洋”，在葡萄牙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姓，代表着一个显赫的家族，原来安是十六世纪著名航海探险家斐迪南· 麦哲倫后裔。他出生于1609年，16岁就加入教会，31岁即前往中国传教，直到1677年4月病逝于北京。安生前主要在四川、北京两地传教，他来四川是因受第一位来川传教的欧洲人利类斯的邀请。

崇祯十三年（1640年），意大利人利类思抵成都开教，因此前在京与当朝宰相刘宇亮（四川绵竹人）相识，来川传教时便受到刘宰相“信托”等诸多关照，致使教业顺达，百姓信教热情高涨，“以致愈传愈广，附近各城均有教友。保宁府与重庆教友更多，利神父因一人难理，又请了安文思神父来，分任传教事务”（武德龙著《天主教真理》）。“１６４１年，葡萄牙人安文思来到成都协助利类思传教……除成都之外，他们还相继在阆中和重庆建立教堂布施传教，并向川内其它地区发展。” （见《成都晚报》2004年12月9日 唐建 文“最早入川的传教士 ”）。

利类思像

1640年，耶稣教会利类斯和安文思神父在成都、保宁、重庆等地教付洗了教徒，这也是天主教最早进入西南的记录”（谭卫国：“新时期少数民族地政治文化建设”，载《湖北师范学院发展》——哲学社会科出版）

利类斯、安文思两人“同心同德，敦传圣教，不惟在成都宣讲福音，并且往保宁、顺庆等处虔救人灵”。结果“领圣洗者亦复不少”。在保宁府、顺庆府“均设有经堂，为教友领圣事、诵经之处”（【法】古洛东《圣教人川记》，四川人民出版社 第4～6页），据此，可以看出，利类斯、安文思才是最早进入保宁传教的第一人。

当他们的传教活动如日中天之时，不料却卷入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农民运动，被入川称帝的大西政权首领张献忠（1644年），把当时已逃避到天全县山中的这两位形影不离的耶稣会士抓获，又以“天学国师”之名强征为其服务。利、安二人奉旨用红铜所造的天、地仪、日晷等，令张献忠“乐极快慰，惊奇不已”。本来是来中国宣扬圣谕的西方文化使者，阴差阳错成了“造反起义”的见证人，利类斯和安文思以他们的亲眼所见、亲耳所闻还作了不少的原始记录，到了民国初年遂由法国人古洛东整理出了影响深远的《圣教入川记》，目前这本颇有争议的“战地通讯”竞也成了评说大西王张献忠是否杀人如麻的主要凭据。

清代重庆地区的天主教神职人员合影

清顺治三年（1646年），张献忠阵亡后，利、安二人又被进入保宁府一带作战的皇太极长子、靖远大将军豪格虏往北京，直到豪格死了几年后，利类斯和安文思于1651年才获得释放。由于这些受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开化较早的“洋人”，在制造机器、翻译著作方面多有成就，顺治帝特赐地恩准他们在北京修建了第二座天主教堂——圣若瑟堂(又称东堂,即今王府井大街路东段的那幢古希腊式建筑）继续传教。后来他们又深得具有开明开放意识的康熙帝赞赏，称其“营造器具有孚上意，其后管理所造之物无不竭力”。

北京圣若瑟堂

安文思在1668年还用葡萄牙文写成《中国的十二特点》称頌中國，此书后又以《中国新史》为名刊行於巴黎。该书以独特的视角、思维和价值观去认识、感知与他的祖国完全不同的一个东方大国，在生活、传统、习俗、信仰等方面无从避免的冲突与默契、真知与谬误、失望与敬仰,从而也成为了西方早期汉学的奠基作之一。这部著涵盖了中国历史、文字、语言、典籍、民俗、商业、物产、贵族、政府部门、京城诸事的著述，当时被西方堪称了解中国的一部“百科全书”。

图为葡萄牙传教士徐日升画像，曾任康熙皇帝的老师、翻译以及顾问。

1677年5月6日, 享年69岁的安文思魂归西天后，还享受了西方传教士们在北京的集中安息地的厚待——与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同葬于滕公栅栏墓地。墓碑上刻有汉文与拉丁文，汉文即为康熙皇帝的谕旨：“今闻安文思病故。念彼昔日在世祖章皇帝时，营造器具，有孚上意，其后管理所造之物无不竭力。况彼从海外而来，历年甚久，人质朴夙着。虽病在身，本期疗治可愈。不意长逝，朕心伤悯。特赐银２００两，大缎１０匹，以示朕不忘远臣之意，特谕。”（见余三乐著《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 明末清初北京天主教堂》，广东人民出版社）

安思文墓碑

可见，明末清初，以强调信奉唯一“天主”的天主教传入阆中(保宁府)时，正是顺应了利、安二人在四川布道弘义，很快扎下根基的大气候，但又生不逢时赶上了南明王朝残余势力的骚扰，张献忠李自成起义部队的肆虐，以及清朝靖远大将军豪格的扫荡。天下大乱，时乖命蹇，虽有播种，却少有收成。又过了十余年，待时局稍定，前朝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徐光启的孙女许太夫人（其子许缵曾时为川东巡抚，但已入洗，并取圣名“马西略”），为延续教脉，传播薪火，又专程从陕西请来法国神甫穆革我来川治教，“许太夫人请穆格我，号来真的神父来川，一年内在成都、阆中、重庆三处设立教堂”（四川天主教网《天主教会在彭州的历史及影响》），其间仅在阆中便陆续付洗多达600余人，算是从真正意义上扮演了中心教区的辐射作用，也为后来川、陕、甘一带天主教教务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法】古洛东《圣教入川记》，四川人民出版社）可见，1660年清顺治前后，穆革我神甫来阆中传教并修建天主教堂，这才是目前所知较为准确的建教堂记载。

天主教传至阆中历史“最早”而故事却又“最少”，因而拔冗挖掘考证出点滴轶事，以填充其宗教文化内涵，并飨市民游客深度了解之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