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紧密地和大陆历史联系在一起，应是从16世纪开始的，如前所述，就是在西洋人进入东方，开拓市场和寻求资源的时候，葡萄牙人首先在东方活动，取得了澳门，也在日本取得了贸易据点。荷兰人后来居上，成为在东亚地区活动的主要势力。在这个时候，中国历史上记载了不少所谓“倭寇”的活动。直到今天的教科书上，都认为“倭寇”就是日本的海盗。倭寇的崛起，是和葡萄牙人进入东南亚同步发生的。中国史书上的记载，称西洋人为“红毛番”，称日本人为“倭寇”。在明朝下半期发生的这些事情，都应当被看作是全球性海上活动的一部分。

西方势力东来，引发了前所未有的海上贸易和海上掠夺。那时候的日本，正处于锁国1时期，日本的官方政策不许民间百姓擅自出海。在中国的明朝初期，曾经有郑和下西洋的壮举，然而，在永乐以后，明朝的官方并没有再继续进行大规模的海上活动。东亚的两个大的国家—日本和中国，就官方政策而言，都没有正式的海上活动。但是，这个时候，因西洋人在东方的活动，民间出现了一些海上活动集团。在日本，九州岛的地方诸侯参与了海上活动；在中国，却是许多私家资本投入海上贸易。

如前所述，明代初期，曾经有郑和下西洋的壮举。虽然后来政府不再从事海上活动，但造船的技术、海上航行的知识，还保留在民间—那是唐、宋、元三代逐渐累积的科学知识。其实，唐、宋、元以来，南海诸国沿着马来西亚半岛的海岸，和中国进行的贸易活动，在民间并没有中断。只是西洋人到东方之后，民间海上活动又受到了新的刺激，变得更为活跃。虽然官方不允许百姓私自下海，但只要有利可图，就会有人投资，从海上的国际贸易中牟取厚利。

这些没有得到国家许可而在海上活动的船队，并不单纯是来自某一个国家。这些专业的海上活动分子，纵横捭阖，既合作又竞争。中国和日本的沿海地区，也都有和海上集团合作的商人，他们提供外销商品，也接纳运来的货物。这种海上贸易，因此具有显著的国际性。官私记录上常常提到，明朝称为“倭寇”的集团之中，夹杂了许多中国人，也常常牵涉西洋海上力量。“倭寇”这个名词，实际上是一个国际集团的总称，他们分分合合，没有一定的归属，组织上并不严密。中国沿海有许多小商贩，可能利用渔船，将中国的丝绸、瓷器转运给海上的贸易集团。中国的富人，譬如安徽的徽商，富有资金，也会投资造船，雇用专人参加海上的贸易。

从16世纪开始，中国东南沿海，一时之间，忽然热闹起来，西洋、东洋和中国的大小船只，来来往往，彼此合作，也互相争斗。一些民间海上集团上岸后，平时进行不经官方许可的贸易，但需要供应的时候，也许就以强盗的手段，掠夺当地的商户和粮食。这些亦商亦盗的海上团体，引发了中国官方的镇压和清剿。戚继光、俞大猷这些人物，都在平定倭寇上立了大功。

国际海上集团必须建立基地。澳门就是葡萄牙人以半借半占的形式从中国取得的海港。中国民间的海上集团，也会建立活动的基地。例如，在浙江宁波附近的双屿—一个已经有相当规模的海港，曾经有过海上集团的基地，有码头、街市、仓库，甚至还有教堂。16世纪海上活动的主要人物有王直、徐海、许氏兄弟，这些人物都在双屿活动过。后来，双屿的存在，引起了中国官方的注意，于是胡宗宪发动大量渔船，协助官兵踩平了双屿。双屿的存在，是因为见于史乘，我们才知道那些细节。

其实，在那个时候，许多沿海小岛都有海上集团在活动。台湾的南北两端都有过这种基地。我们知道得比较清楚的，就是荷兰人曾在今天的台南和高雄地区，建立了一个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据点。他们的城堡，就是今天的安平古堡。在基隆，西班牙人也曾经建立据点，只是为时不久就被荷兰人驱逐走了。

中国的海上活动集团之中，颜思齐的集团也曾经在嘉义的海边，建立了一个休息的补给据点。据说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曾经是颜氏的部下，他们不仅在那里取得淡水、在那里停泊，而且还从福建招募壮丁，运送牛只，开垦农田，生产自己的粮食。

这些历史事件说明，台湾在这个非常活跃的海商活动时期，在纷纷扰扰的海战之中，进入了中国的历史。荷兰人本来想要夺取澎湖作为基地，但被中国的驻军挡住了。中国驻军将领派遣翻译告诉荷兰人，在不远之处，有一个叫作“大员”的地方，那里已经有人居住，从事种种海上活动，“你们可以在那里停泊休息，不必到澎湖来骚扰。”

这个担任翻译的人员名叫何斌，可能既能说西方语言，也通晓台湾南部原住民的语言。他自己在“大员”就有住所，也有相当的海上活动。也就是这位何斌，后来带领郑成功的舰队，进入台南的鹿耳门，从荷兰人手上夺取了台湾。可见，荷兰人到达台湾大员，也就是今天的安平古堡一带时，中国的海上活动团体已经在那里居住，并形成聚落。荷兰人在那里建设基地，将台湾拉入了西洋人的海上活动之中。

那一个时期，活跃的大航道、海上贸易圈和探险的工作，正是今天我们所谓完成全球化的最后一步。那时，新大陆、澳洲等地已被西洋人占有。这时，全球才结为一个共同的贸易网，台湾进入了世界性的文化交换网络。

摘自许倬云《台湾四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