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于明末天启年间的明末农民起义又被称为明末民变，晚明民变，是农民为反抗当时朝廷的苛政而发起的一次起义。自古以来农民起义只有两个结果，要么被镇压，要么取王朝而代之。而明末农民起义的结果则出乎人的意料，因为这起农民起义是在反复扑剿后又不断崛起，越演越烈，直至直取北京，逼死了崇祯帝。那么为何晚明民变越剿越烈呢？

其实晚明民变这个问题上，崇祯犯了在辽东问题上的相同错误，因为一系列政策的失当，导致原本局限于一地的战争，演变成蔓延全国的战火。

明朝末年，中华大地正处于历史上的“小冰川”时期，陕西地区发生了严重的旱灾，民不聊生，饥荒也在一步步蔓延开来。而当时不管农民死活的朝廷，非但没有体恤民情，反而因为需要应对辽东的战争，加重了赋税和徭役的力度。在这种情况下，陕西的王二率先举旗反抗朝廷。起义风暴很快就席卷陕北和陕中。王嘉胤、王大梁、高迎祥和王左挂等纷纷起兵响应，同时张献忠在陕西米脂十八寨起义，自称“八大王”。后来攻破北京的李自成也在这时杀死贪官造了反，在陕西安塞人高迎祥领导的起义军中当上了“闯将”。

在崇祯元年陕西动乱初起时，其实这股浪潮还刚刚溅起点点浪花，如果重视起来还是有机会掐灭在摇篮中的。但地方官为逃避责任，对造反真相大力隐瞒，总幻想着天灾过了，农民自然偃旗息鼓。但天灾却年年持续。到崇祯三年，陕西已经大乱四起，难以忽视。主要的农民军势力多达十多股，总数三十多万人。这时候的明王朝满目疮痍，自然不愿再启战端，所以“主抚”派占据上风。

时任陕西巡抚的杨鹤书生气十足，只要对方肯投诚，什么条件都答应。但一时的掩盖却熄不掉造反念头的火苗。各路农民军虽接受招安，但实力并未受损，一旦杨鹤的钱花完，大灾又不停，重新造反是迟早的。到崇祯四年八月，各路反军纷纷撕毁合约，再扯反旗，明朝的十五万两白银打了水漂，杨鹤本人则被充军流放。

这时朝廷意识到，招抚不行，就彻底剿灭。公元1635年，明朝派陕西三边总督洪承畴、山东巡抚朱大典两面夹攻起义军。在洪承畴血腥镇压了陕西起义军后，明廷即调兵前往山西，围剿起义军。起义军一路北上，从陕西到山海关，经历了洛阳之战、襄阳之战、成都之战等战役，队伍也在一点点壮大。山西各部义军以诈降冲破了明军包围，闯进了河南西部地区。斗争的经验告诉起义军，只有联合作战才有力量。于是，共72营的起义军会师于河南荥阳，在一起共商对敌之策。李自成提出联合作战、分兵出击的方案，这条战略的制定使得起义军在此后打击明军的围剿行动中更加有力。

而且这时的农民起义相比于之前有了很大的进步，针对明末土地高度集中和赋税极端不均的情况，他们在经济上提出了“均田免粮”、“平买平卖”的口号，反对地租剥削，反对封建赋役，反对封建人身奴役和封建特权，要求均分土地、财产，从而直接触及了封建土地所有制，把农民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由于明军出兵围剿起义军需要从农民身上刮取民脂民膏以济军粮，而当时饥寒交迫的农民因此越发困苦，不堪忍受者越多则起义军势力越众，明军则为此要从人民身上剥夺更多粮食财产。于是起义军所到之处，天灾人祸之下吃不饱饭的人们皆夹道欢迎。加上外患——女真逐渐吞并蒙古、朝鲜，实力越来越强，辽东战线吃紧，偶尔满人还会入关到京城附近劫掠一番，剿匪的明军经常到了紧要关头不得不赴京勤王。自此大明围剿战争陷入死循环并再也走不出来，农民起义如癌毒一般覆盖到了整个中华大地，直至噬死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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