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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封建政治哲学体系中，维护君王的个人权威的儒家理论始终占据着官方统治思想框架的主导地位。

其中，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占有举足轻重地位的春秋战国时期则是非常特殊的。因为这个时期正是儒家思想的诞生和成长的阶段，有了儒家思想才会有了尊卑贵贱，才会衍生出三纲五常的制度，才会使得皇帝与大臣有一条泾渭分明的差别。

春秋战国时代的开始，标志着先王以周礼作为统治基础来协调社会关系制度的崩溃。

所谓百家争鸣，实质上是在礼崩乐坏、社会环境在新一轮的重新洗牌中，争夺官方思想统治权的政治活动。

在这一过渡时期，说客的大量出现代替了传统认知上为君王专一服务的食客。如果用一个词来更为直观的描述说客在这一时期身份的话，那么用“佣兵”来概括则再为合适不过了。包括孔子、墨子、韩非、张仪、苏秦在内等一大批对当世历史和后世历史的走向与发展拥有绝对影响的社会公众人物，从其本质上来说都是在宣扬其个人的思想或是为其个人和家族的利益而进行的游说活动。

在这一过程中，君王为了在狭小的国家间势力范围中谋求更多的政治利益或是维护现有利益不受损失，面对不停地游走于各个国家、各个君王的说客面前，只能与其达成一定的利益妥协。

而这个妥协不仅仅表现在佣兵的言行是否换来了雇主的录用与优厚的个人待遇，还表现在周礼的统治规则崩塌之后，在双赢的合作之上，雇主与佣兵在地位上的妥协。

可以看到那一时期为各个君王服务的佣兵都是流动信使和跳槽能手，本领高超的甚至能一事三主。君王的待遇稍有不如意，便仗着所掌握的机密来向下一个老板讨价还价。

正由于是一个“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的大环境，所以君王往往只能对这些人客客气气的，没有一点君王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