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如长河，波滔汹涌，把我们拉远，又把我们拉近。人类创造的历史如同人类踩踏出的路程，遥远、漫长、深广。漫漫西口路踏出来的不光是路，而是一个城市和一个城市的历史，同时也是一个城市的史诗和一个城市的故事。就近代而言，迅速发展的包头（今东河），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走西口”的开始。

我们无须再去溯古到那么久远，那是史学家的事。我们还是只从近三百年来的历史，近三百年来的西口路，考查、探究、追溯包头人的“身世”和包头城的形成。

包头这个古塞是随着西口人的流入成了各民族相互往来、相互贸易的重地的。人们说，山西人不仅嘴甜会说，而且腿长脚快，能跑能逛。他们结成马帮或驼帮，驮着各种口里运来的商品到牧区做生意，商界称他们是“旅蒙商人”。后人形容他们说：“远离家乡忻代州，学会蒙话草地走。换回皮毛赚大钱，千里迢迢奔包头。”他们结成马队和驼队不仅到包头做买卖，还把生意做到大库仑（今蒙古国境内）。到了嘉庆年间，从晋北或陕北迁来的人逐渐多起来，相当一部分走西口的是晋北的耍手艺的匠人。他们按照各自的原籍和各自的行业自发地组织起行社。据史料记载，最早的有“河曲社”、“代州社”、“忻定社”等，这是一种同乡联户的经营行业。比如代州人的旅蒙商行，忻定人的杂货铺，祁太人的钱庄，河曲人的油粮作坊，保德人的甘草买卖，榆林人的剃头铺……此外还有打刀斧、钉马掌的铁匠铺，制作首饰的银匠炉，发丧亡人的鼓匠房、醋酱作坊、搓澡修脚的、补锅修笼的……应有尽有。

“皮毛一动百业兴”是人们谈到旧日包头不能不提及的一个话题。这是因为皮毛行业在包头近代史上确实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和意义。包头官渡于光绪元年建成（1875年），初建官渡两处：南海子可停泊大型船筏，为主码头。二里半处，堤岸较高，仅能栓停小船筏，主作冬季过河渡口。

官渡启用后，老包头的水陆交通更加顺畅。水运从山西河曲经包头直达兰州，全长约1000公里。每年清明后到立冬的几个月里，来往船筏川流不息，富水期，仅南海子码头每天过往的船筏近千只，年运货量约50万吨。运输中转货物以皮毛、药材、粮食、糖茶、五金杂货、布匹为主，有上百种之多。

此时的包头镇，成为名副其实的“西北商业重镇”、“水旱码头”和“粮食、皮毛、药材的集散地”。道光30年（1850年）托克托县河口镇被河水吞没，于是包头南海子取代了河 口镇商品集散地的地位，成为当时联接中原与大漠南北、华北与西北的枢纽。1923年，平绥铁路建成通车后，来自蒙古、甘肃、新疆、青海等地的皮毛产品，几乎都要通过包头这个“水早码头”运往内地，主要运往天津口岸。而内地出产的布匹、绸缎、糖茶、酒烟类、大小百货也要经过包头再转往后草地和大西北。这就给走西口的人提供了一个庞大的劳 务市场，吸引了大批的晋陕人来包打工或耍手艺。各行如肉肆行、皮革行、铁器行、酒米行、成衣行、竹木行、棺木行、酱料行、杂耍行、鼓乐行……行行都有晋陕人。严格地说，充当股东的晋陕人不属走西口的人，而那些卖苦力或耍手艺的晋陕人才是真正走西口的成员。前者是靠盘剥发家，后者是靠血汗谋生。包头的商业，首推皮毛为大宗，皮毛行业中又以广恒西为首户。这是一家经纪、客货栈兼而有之的商号。就以民国24年（1935年）为例，包头发往内地和口岸的羊毛达2600万斤，驼毛200万斤，皮张400吨。旧日包头城，每逢农历六七月间，来自蒙古、青海、甘肃、宁夏的皮毛筏子，停满包头河道，沿南海子码头一带灯火昼夜通明，忙碌异常。足见当时皮毛生意之盛况。这些充当苦力的脚夫大都是府谷、河曲、偏关人，他们不仅熟悉河路，也和业主建立了一种虽不成文但总有活干的契约。于是包头也就有了行、社的诞生，如皮毛行、杂货行、蒙古行、牧畜行等。同乡社如祁太社、代州社、忻定社、交城社、河曲社等。“社”的诞生不是包头人的创造，这种商业民俗的传承仍来自山西。行会性质的“社”都有各自的祖师神，即祭祀神。每年搭台唱戏数日，其目的是达到促销效益。各社都有自己的社首，祭祀活动和社日庆典都有明文规定。到1926年，包头人 口已增至5万余人，九行十六社成为包头的商号代表。

水旱码头成为包头繁荣的象征，皮毛集散也成为当时最鼎盛的商业高峰，包头的官渡和铁路成为早期内蒙古西部重要的交通枢纽。正如当时顺口溜所云：大船条条到渡口，火车一吼进包头，东南西北水旱路，买卖兴旺尽商贾...... （边疆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