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暨历史语言通讯

作者 京都静源 教授/文学博士

第四章儒家文化圈所属国的汉学研究：历史学为中心

引言

在本章中，我将对古代日本、古代朝鲜、古代越南在古代、近代社会中对中国古代史学著作 和中国古代史的研究进行总结。在现代东西方汉学史上，作为汉学研究大国的日本，以其对 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取得了令人震憾的成就，这和古代日本对中国史学著作和儒家思想的长期 受容有直接的渊源关系。在现代韩国和朝鲜、越南的中国古代史研究，就其深度和广度、研 究水准和研究成果来看，都是无法和日本相比的。但是，在儒家文化圈所属的古代汉学史研 究上，这三国的中国古代史研究并没有出现如今天这样大的差别。

第一节中国史籍的传入和出版

在《高丽史·列传》中就有在太学中对学生们进行“授以九经、三史”之说的记录，可见在 当时的朝鲜，“史”和“经”的地位是一样的。在古代日本和古代越南也如此。作为汉学的 经典之一，史书和经书在儒家文化圈所属国中的意义和价值是一样的。因为在古代中国，修 史是儒家的传统之一，更是理解儒家经典的一个必要补助。

刘知几在《史通·史官建置》中说：“用使后之学者，从被囊箧而神交万古，不出庭户而穷 览千载，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省。若乃《春秋》成而逆子惧，《南史》至而贼臣书，其 记事载言也则如彼，其劝善惩恶也又如此。由斯而言，则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人生之急 务，为国家之要道。有国有家，其可缺哉?故备陈其事，编之于后。”

实际上修史和对历史进行研究一直是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的重点课题。历史哲学、思想史学、哲学史不学的研究，可以看作是历史研究或通史研究中的一个专题研究组成。纯粹的通史著作只是史料的堆积，史学著作正如刘知几在《史通》中所说的那样，是才、学、识三者的统一。这里的“识”是一名历史学家的史学观、哲学史观、思想史观的具体体现。在古代中国，一名史学家的史学观、哲学史观、思想史观实际上是需要和儒家正统思想保持一致的，并且又是儒家政治制度的一个反映。这才是所谓“正史”的史学传统。以此达到“记事载言”和“劝善惩恶”的目的。因此，研究《史记》、《汉书》和《资治通鉴》等史学著作，总可以从中看出史书作者的历史哲学观、思想史观、哲学史观等内容。

第一、中国史籍的传入

有关中国史籍的传入问题，其起点应始自《史记》的出现。在此之前，如《尚书》，作为儒 家经典之一，在儒家文化圈所属国的汉学受容过程中并不具有通史意义。早在372年高句丽 建立太学之时，所学内容除经书外，史书为《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 、《晋春秋》五部史籍。见《北史·高句丽传》：“有五经、三史、《三国志》、《晋春秋》。”又见《旧唐书·高丽传》：“其书有五经及《史记》、《汉书》、范晔《后汉书》、 《三国志》、孙盛《晋春秋》。”

如上所述，在《高丽史·列传》中就有在太学中对学生们进行 “授以九经、三史”之说的记 录，这就说明了在古代儒家文化圈所属国的汉学受容过程中，“史”的教育是作为“经”的 教育的辅助地位而出现的。即：以“史”作为“纬”来完成对“经”的受容。也是以对“史”的学习来了解“经”产生的文化背景。

称德天皇景云三年，即769天皇向大宰府赐史书五种，即：《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又可见《续日本纪》中的详细记录：“神护景云三年，大宰府言：‘此府人物殷繁，天下之都会也。子弟之徒，学者稍多，而府库但蓄五经，未有三史正本。涉猎之人，其道不广，伏乞列代诸史各给一本，传习管内，以兴学业。’诏赐《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各一部。”可见，“涉猎之人，其道不广”正是针对接受经学的文化背景而言的。

大庭修博士在《中国典籍在日本的传播和影响》(《日本における中国典籍の传播と影响》) 一文中说：“在正仓院的写经所关系文书中，写经生写《汉书》和《晋书》的记录并不少见 ……这意味着作为新的历史书在当时已经被注意到了。”大庭修《日本における中国典籍の传播と影响》论文。

在古代朝鲜，比较重要的中国古代史学著作的刊行，如：太宗三年，即1403年，元代胡一桂著《十七史纂古今通要》一书在古代朝鲜刊行。同年，《宋朝表笺综类》一书也被刊行。世宗七年，即1425年，又刊行了汉代司马迁的《史记·越王句践世家》。世宗九年，即1427年，又刊行了《史记世家》。在世宗时代，又刊行了汉代班固的《汉书》。世宗八年，即1436 年，又刊行《资治通鉴》。在宣祖时代，又刊行了范晔的《后汉书》、余进的《十九史略通考》二书。宣祖三十八年，即1605年，又刊行了《史纂》。在英祖时代，又刊行了宋代范祖禹的《东莱先生音注唐监》、钟惺定《明纪编年》 二书。英祖四十八年，即1772年，又刊行了《十九史略谚解》。正祖二十年，即1796年，又刊行了正祖编的《史记英选》、《汉书列传选》二书。纯祖八年，即1808年，又刊行了《续资治通鉴纲目》一书。纯祖十九年，即18 19年，又刊行了《十九史略通考》一书。哲宗十年，即1859年，又刊行了《国语》一书。

在古代日本，比较重要的中国古代史学著作的刊行，如：东山天皇元禄十四年，即1701年， 又刊行了《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新唐书》、《五代史》。中御门 天皇正德三年，即1713年，又刊行了《大明一统志》。在江户时代，又刊行了《史记评林》 、《汉书评林》、《三国志》 .

以上诸多史书的传入，使儒家的历史观、特别是其修史思想在古代朝鲜有了发展的基础。所 以在古代朝鲜的第一部通史《三国史记·新罗本纪》一书中就有了和儒家史学思想保持一致 的历史观：“国史者，记君臣之善恶，寓褒贬于万代。不有修撰，后代何观?”而在古代越南的通史《大越史记续编》中也提出了以下的观点：“国史何为而作也?盖史以记事为主，有一代之治，必有一代之史。而史之载笔，持论甚严……善者可以知为法，恶者可以知为戒”。饶宗颐博士在《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一书中曾对古代朝鲜、古代越南的史学在接受中国古代史学思想上作了如下论述：“宋人统纪之学影响且及邻邦。高丽李益即其一例。李穑撰 《益斋墓铭》云：初公读史，笔削大义必法《春秋》。至《则天纪》：‘那将周余分续我唐日月，后得《朱子纲目》，自验其议之正。’《益斋乱稿》卷九有策问一则云：‘问帝王之纪，若四进之相待有不可紊……祖龙、巨君见谓紫色蛙声，余分闰位，而子长述秦之纪，温公纪新之年，何也?……是皆不可不辨。’可见其说之一斑。安南史籍亦然，如黎嵩著《大越通鉴总论》，有历代国统分合之图，即其著例。”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因此，在儒家文化圈所属国的史学研究中，首先是 对儒家正统史学思想的受容。以此实现了史学受容和经学受容的统一。

实际上，所谓的“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只是表达了孔子的“必也正乎名”的正统 儒政治理念在史学上的追求!上述所谓“记君臣之善恶，寓褒贬于万代”和“善者可以知为法，恶者可以知为戒”之说完全是刘知几《史通》中所谓的“记事载言”和“劝善惩恶”之 说的翻版。

第二、国史学和读史传统的形成

上述史书的流传和刊行，首先刺激了其本国史的正式形成。如，《三国史记》、《高丽史》 、《大越史记》、《大越史记全书》、《越史略》、《日本书纪》、《大日本史》等名著的出现，标志着儒家正史思想在古代朝鲜、古代越南、古代日本的受容阶段的完成：“国史学”在上述三国的出现，取代了古代中国史的儒家历史主义传统的价值取向，只保留了儒家修史的正统史学观和史学记事方法，研究古代中国史成了建筑自身国史学的重要工具。

在古代日本，还曾多次进行过有关中国史籍的学术讲座活动。比较著名的 如下：769年，天 皇向大宰府赐史书五种：《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872 年开始，由巨势文雄博士进行《后汉书》讲座。为时七年。879年开始，由菅原道真进行《后汉书》讲座。为时二年。919年开始。由菅源淳茂博士进行《汉书》讲座。为时三年。1143年，藤原赖长开始讲授《南史》。1190年，藤原亲经开始为天皇讲授《史记·五帝本纪》 。1324年，花园上皇制定“今年所欲读书目录”中，史籍有《左传》、《国语》、《汉书》 、《后汉书》、《史通》、《华阳国志》、《南北史节要》、《南北史抄》等书。1332年，光严天皇开始读《汉书》。1381年，东坊城秀长博士开始为天皇讲《后汉书》。1600年，藤原惺窝为德川家康讲《十七史详说》……等等。因此之故，日本历史学家坂本太郎博士在《修史和史学》(《 修史と史学》)一书中说：“在平安时代，贵族和官员中学习中国史籍的人增多起来了，即使是不想成为学者、而把‘读《史记》’或‘通《汉书》’当为一种自我修养途径的人也很 多。”坂本太郎《修史と史学》，吉川弘文馆，1989年。上自天皇下到百姓，“读《史记》”或“通《汉书》”是和对《孝经》、《论语》等儒家经典的受容具有相同的意义和价值。在古代日本的读史热潮的冲击下，出现修史的现象是不足为奇的。即：从对古代中国史学著作的学习中诞生了古代日本的史学，亦即日本学术界所谓的“国史”。

第二节中国古代史研究

儒家文化圈所属国对中国古代史进行研究的学术著作的分类问题，我在此把这一问题分成通 史研究、断代史研究、史学著作研究、史学理论研究四个方面进行说明。如下：

第一、通史研究

在儒家文化圈所属国的中国通史研究中，一直以《史记》、《汉书》、《资治通鉴》为中心，但没有出现独立于中国史书之外的通史观。当时的通史研究以对中国历史发展过程的叙述 为主，利用的史料也没有超出中国古代正史的范围之外。更不要说利用边疆史料来考证和补 充中国古代史籍记录之不足了。从某种意义上说，儒家文化圈所属国在古代社会的中国古代 通史研究，只是一种对中国古代史的重大发展过程的介绍。

如，在古代日本平安时代的圣武天皇神龟五年，即728年，由大学寮的文章博士和文章生们 集体编写的《纪传道》一书，是以《史记》、《汉书》、《后汉书》、《文选》、《尔雅》 为中心编纂的一部有关上古中国通史的著作。这可以说是古代日本汉学史上的第一部中国通 史。

镰仓时代的藤原茂范著有《唐镜》一书，是古代日本汉学史上著名的中国通史编年体史书， 此书的记述内容始自伏牺时代，下到晋代为止。这里的“镜”字的意义，和中国古代著名的 《资治通鉴》之“鉴”字的意义相同。如，古代日本史学著作有《大镜》、《增镜》、《今 镜》等名著问世，是“以史为镜”之意。这反映出当时古代日本史学思想的发展，是古代中 国儒家史学思想的复本。

古代朝鲜在世宗十六年和二十年，即1434年、1438年二年间三次再版《资治通鉴纲目训义》 一书。此书主要作者是李季甸。此书是朱子史学思想的一个注解，是朱子学在古代朝鲜的一 个组成部分。明宗二十一年，1566年，安璋著有《汉书传抄》一书。他只是在追求“史·汉 笔法”的现时意义，有冲破古代朝鲜科举文章之规范的用意。

古代日本在江户时代中期，古川香山著有《五史要览》、《资治通鉴证补》等书。后藤世钧 著有《十九史略》一书。村山隆著有《十八史略便蒙》一书。黑岩兹庵著有《历代君臣要略》，记录了从周代开始到明代末期历代君臣的主要大事和政绩。江户时代出现的上述各书，对于当时的古义学说的兴起，提供了历史学上的背景。

古代朝鲜在显宗八年，即1667年，姜沆编有《纲鉴会要》等书。肃宗四年，即1678年，赵维韩著有《史纂抄选》一书。肃宗三十四年，即1708年，权以生著有《史要众选》一书。正祖十五年，即1791年，魏伯珪著有《十九史略续集大明纪》一书。纯祖八年，即1808年，金定寓著有《续资治通鉴纲目》一书。明宗十二年，即1857年，洪仁谟著有《续史事翼笺》一书。等等。高宗十五年，即1878年，李正应编有《纲目集要》一书。这一时期的古代中国通史研究，和前一时期相比，为古代朝鲜王朝提供治国借鉴的意义更多一点。

古代日本在江户时代晚期海保渔村著有《十七史经说》一书。平原谨斋著有《二十四史类览》。明治时代冈本况斋著有《十八史略答问》一书。等等。这一时期的古代中国通史研究开始具有了脱离儒家历史主义传统和政治功利目的的倾向在内，这和当时的日本国史学和日本思想史学的独立、政治的维新有直接地关系。

在儒家文化圈所属国的古代社会的中国通史研究中，没有出现从社会经济史角度、政治制度 史角度等方面进行研究的著作。特别是近代社会中，在西方社会中的中国通史研究远远地走 在前面时，后来的东洋史学大国的日本还在完成自身国史的建设。

第二、断代史研究

在东西方汉学史意义上的对古代中国的断代史研究起自对断代史书的研究。古代朝鲜和古代 日本的这类研究，其论著并不具有现代学术意义上的“研究”含义在内，只是对古代中国断 代史书的简介和说明。

如，对先秦史的研究，在古代朝鲜的显宗十四年，即1673年，李恒福著有《鲁史零言》一书。

如，对两汉史的研究，古代日本江户时代的松平定信著有《汉书论说》一书，是系统地研究 西汉历史的评论性著作。但也是完全使用《汉书》之说。江户时代末期的小永井小舟著有《汉史一斑》一书。在古代朝鲜的明宗二十一年，即1566年，安璋著有《汉书传抄》一书。

又如，对唐史的研究，江户时代的中村兰林著有《南唐书略》、《旧唐书纂》。江户时代末 期土井鳌牙著有《旧唐书地理图十三图》。

再如，对明史的研究，古代朝鲜在肃宗二十九年，即1730年刊行李玄锡编著《明史纲目》一书。同年，又刊行了姜沆编有《明纪编年》等书。古代日本江户时代中期的大久保就山著有《明史稿点》一书，他是太田锦城的学生。木村愚山著有《明史稿训点》。后藤世钧著有《明史纪事》一书。

如，对元史的研究，后藤世钧著有《元明史略》。

又如，对清史的研究，江户时代的中川忠英著有《清朝纪闻》一书，是研究当时风俗习惯的 一部著作。村濑季德著有《清名家小传》一书，收录了明末清初钱牧斋等三十七人的传记。 江户时代末期的小永井小舟著有《清史略》一书。增田岳阳著有《满清史略》、《清史览要》等书。

等等，以上的研究，叙述和简介仍然是断代史研究的基础，“以史为镜”的意义已经很模糊 了，儒家历史主义传统也被打断了。

第三节中国古代史学著作研究

儒家文化圈所属国在古代社会中对古代中国史学著作的研究，可以分为四点进行考察：校对 研究、专题研究、用语研究、文献研究

第一、校对研究

此是以版本学研究为中心的。古代中国的印刷术的发明，极大地改变了世界文明的历史进程 ，中国书籍也由此而传遍整个世界。因为印刷和版本上的问题，校对之学，作为古代中国学 术体系中的一门科学，是进行学术研究的必要基础之一。

汉代刘向《别录》中说：“校雠，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谬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 书，若冤家相对，为雠。”因此，对传到日本的史籍进行校对具有其必要性的。而古代日本，特别是江户时代以后所谓的“校”还有对史籍进行断句和训点的含义在内。这和古代中国对白文史籍进行手批有相同的意义。

如，对《史记》的校对，江户时代的恩田维周著有《史记辨误》。有井斋著有《史记标注》 一书。明治时代的冈本况斋著有《史记传本考》、《史记考文》。

又如，对《汉书》的校对，冈本况斋著有《汉书考文》、《续汉书考文》。

再如，对《十八史略》的校对，明治时代的服部南郭著有《十八史略校》。雨森精斋著有《 标纂十八史略校本》。冈本况斋著有《十八略校本》等书。

其他，如，江户时代中期的雨森精斋著有《南北史校勘》等书。江户时代末期的土井鳌牙著 有《资治通鉴校定》。堀南湖著有《新唐书校刊》等书。

等等，校对后的著作准确的流传，为明治时代东洋史学的兴起准备了客观物质基础。又见朱 云影在《中国史学对于日韩越的影响》一文：“江户中期，因为受清朝考据学风的影响，所谓‘考证史学’开始抬头。清儒顾炎武、阎若璩、戴震、钱大昕等的著作，当时日本汉学家都非常爱读。自井上金蛾提供折衷考证学风，使关东风气为之一变。”朱云影《中国史学对于日韩越的影响》，见《大陆杂志》第24卷第9期。

因此，从学风上说，江户时代开始的对古代中国史籍的校对工作，是当时国内的考据学学风

的影响所致。此种学风对明治时代东洋史学的兴起，在史学方法论上有重大的意义。

第二、专题研究

儒家文化圈所属在古代社会的中国古代史著作的专题研究，主要以对《史记》、《汉书》、 《资治通鉴》三书为核心。朱云影在《中国史学对于日韩越的影响》一文中说：“日本古来以‘右、国、史、汉’或‘孟、庄、左、马’为汉学精华。朱云影《中国史学对于日韩越的影响》，见《大陆杂志》第2 4卷第9期。”

这类研究和当时的古代日本、古代朝鲜汉学界中的文字训诂学、音韵学的研究是并行不悖的。当时的中国学术界，如江邮二王的文字学著作、段的《说文》注等著作，正是古代日本汉学界进行学习的先例之一。用语研究对中国古代史籍的理解提供了帮助。

在以上诸书中，皆川淇园的《史记助字法》一书比较有影响。此书又名为《太史公助字法》 。分为上、下两卷。共收录《史记》中常见的助字二百二十个。他把古代汉语语法用字分为实字、虚字和助字三种。在具体说明《史记》中的助字使用法时，每一助字则援引十几列《史记》中语言来进行说明。对近现代日本汉学界的汉语语法的研究有一定参考价值。

对《史记》的研究，室町时代的月舟寿桂著有八卷《史记抄》一书。此书和当时的《周易抄》又是研究古代日本语发展史的重要的著作。《史记抄》一书，在古代日本有两种最为著名。一种是月舟寿桂的八卷《史记抄》，一种是桃源瑞仙的十九卷本《史记抄》。这两种《史记抄》都是以记述《史记》为中心内容的著作。

江户时代中期猪饲敬所著有《史记天官书图解辅注》、《太史公律·历·天官三书节窥》、 《汉书长历考》等书。池永碧于斋著有《史记律历书解》等书。冈本况斋著有《史记传本考》、《史记考文》等书。思田维周著有《史记补证》、《史记证》等书。香川南浜著有《史记辨解》一书。斋藤銮江著有《史记文评》一书。菊池高洲著有《史记文诀》一书。清田徇著有《史记律》一书。角田九华著有《史记通》一书。塚田大峰著有《史汉补解》一书。

近藤春雄博士在《日本汉文学大事典》中介绍了《史记》对日本古代文学的影响时说：“《史记》在我国流传的历史是十分久远的。圣德太子的十七条宪法中就有‘如环无端’一语，这显然是以《史记·田单列传》中的‘如环之无端’一语为基础的。天平胜宝九年施行的养老律令中就规定了要讲述《史记》、《汉书》、《后汉书》。到了平安朝时代，在大学的《纪传道》中规定了要学习《史记》……在对古代日本文学的影响方面，以《源物语》为首，从物语的构成到物语的方法都以《史记》为本。而且，在《平家物语》、《太平记》中，以《史记》为源泉的语言，可以明显看出来的就非常多。”近藤春雄《日本汉学大事典》，明治书院，昭和60年。因此之故，直到今天，读过几遍《史记》的普通日本人非常多。在东洋史学界，能以日语训读对《史记》的重要篇章进行背诵的学者时有可见。日本著名的作家司马辽太郎曾有文章专门谈到这一问题。

又如，对《汉书》的研究，在古代朝鲜的明宗二十一年，即1566年，安璋著有《汉书传抄》 一书。在古代日本的江户时代，户崎淡园著有《汉书解》、《后汉书解》等书。恩田维周著 有《汉书考》、《汉书质疑》等书。同样也是江户时代的汉学家塚田大峰著有《史汉补解》一书。冈本况斋著有《汉书律历志图志解》、《汉书笔记》等书。

再如，对《资治通鉴》的研究，江户时代的清田绚著有《资治通鉴三编批评》一书。江户时 代中期的石川香山著有《资治通鉴证补》一书。古代朝鲜在世宗十六年和二十年，即1434年、1438年二年间三次再版李季甸的《资治通鉴纲目训义》一书。

等等，古代日本和古代朝鲜的汉学研究，对《史记》、《汉书》、《资治通鉴》这三部史籍 具有浓厚地兴趣，而这三部书籍正可说是儒家正史思想和历史主义传统的一个集中表现，对 于古代日本和古代朝鲜的政治运作具有借鉴的作用.

第三、用语研究

尽管在当时的日本、朝鲜和越南，使用汉字和汉语已是一种历史现实，但是自身语言和文字 正在形成中，致使受容汉字和汉语与今天相比，在难易程度上是相同的。对汉字和汉语的精 熟掌握是僧侣和科举士人的专利。而对普通人来说，认识汉字并能在学习史书时使用有关有 解说文字的参考书是十分必要的。因此，对古代中国史籍中用语的研究，成为文字训诂学、 音韵学在古代日本的一个表现。

如，对单个字的研究，江户时代皆川淇园著有《史记助字法》一书，此书共收录了《史记》 中常见的助字二百二十个进行说明。

又如，对句子的研究，江户时代冈白驹著

著有《史记镌》一书，此书把难以理解的句子排列出来进行说明。

这类研究和当时的古代日本、古代朝鲜汉学界中的文字训诂学、音韵学的研究是并行不悖的。当时的中国学术界，如江邮二王的文字学著作、段的《说文》注等著作，正是古代日本汉学界进行学习的先例之一。用语研究对中国古代史籍的理解提供了帮助。

在以上诸书中，皆川淇园的《史记助字法》一书比较有影响。此书又名为《太史公助字法》 。分为上、下两卷。共收录《史记》中常见的助字二百二十个。他把古代汉语语法用字分为实字、虚字和助字三种。在具体说明《史记》中的助字使用法时，每一助字则援引十几列《史记》中语言来进行说明。对近现代日本汉学界的汉语语法的研究有一定参考价值.

第四、文献研究

对古代中国史籍的文献研究是现代日本汉学的重点之一，在古代社会中，这种研究略有成就 的只是对《史记》的注解研究。而那种版本学意义上的比较和训诂学意义上的考证的史事研 究，在东洋史学诞生之前，几乎处于中国古代历史文献研究的复制阶段。

如，对史事进行考证的研究，江户时代的赤井东海著有《战国策遗考》一书。太田晴轩著有 《战国策考》一书，猪饲敬所著有《补修〈史通〉点烦》等书。横田惟孝著有《战国策正解》一书。

又如，目录学的研究，如，冈本况斋著有《汉书注引用书目》一书等等。对以上各部史籍的研究，在其研究的内容和观点上，并没有走出当时中国学术界的实 际水准之外，实在没有更多的价值可言。当时的日本保存了不少中国已经失传的文献著作， 但是没有利用这批资料研究中国史籍和经学著作，这实在是个遗憾。

第四节史学理论研究

对古代中国史的发展和史学著作进行评论的著作的出现，总算为古代日本的中国史研究打开 了一点局面。这是值得称道的地方。

如，江户时代伊藤东涯著有《经史博论》、《经史论苑》等书。羽仓简堂著有《咏史》、《史讦》、《资治通鉴评》、《读史剳记》等书。其中， 《史讦》一书是对《资治通鉴》、《通鉴辑览》、《续通鉴》等书进行评论的著作。堀南湖著有《读史杂记》一书。安积艮斋著有《史论》、《读史偶论》等书。

这类评论性著作，即古代的中国史学家们所谓的“史观”。现代学者们常常喜欢使用“历史 哲学”这一术语。

第一、国史学和儒家历史观

在古代日本，如，《续日本纪进书表》中有云：“世纪有史观：善虽小而必书，恶纵微而无 隐，皆能徽烈绚缃，垂百王之龟鉴，炯戒昭简，作千礼之指南。”又如，《日本后纪》中也 说：“无隐毫厘之疵，咸载锱铢之善，炳戒于是森罗，徽猷所以昭晰，史之为用，盖如斯与 。”在古代朝鲜，如，《东国纲鉴进书表》中曾说：“与治兴，与乱亡，兴亡可鉴于既往，不虚美，不隐恶，美恶当示于将来。”在古代越南，如，《大越史记续编》中提出了以下的观点：“国史何为而作也?盖史以记事为主，有一代之治，必有一代之史。而史之载笔，持论甚严……善者可以知为法，恶者可以知为戒”。上述史观，在记录史事之善恶、进行从政之借鉴上完全和儒家的修史目的和历史主义传统保持一致。

依刘知几《史通·书事》一章所述，儒家史观的中心目的是以下八点：一曰达道义。二曰彰 法事。三曰通今古。四曰著功勋。五曰表贤能。六曰叙沿革。七曰明罪恶。八曰旌怪异。这 八点是儒家对修史的要求。也是其史观的集中表现。古代中国学者的史观是建筑在儒家历史 主义传统基础之上的，正史只是对儒家政治理念的说明。

第二、古代天文学基础的欠缺

修史事业总是以新王朝对旧王朝的取代为前提。这是因为古代中国的儒家历史主义中有一个 天文学信仰基础存在，即《易传》中所谓的“天垂象，见吉凶，圣人则之”之说。顾颉刚先 生在《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一书中把这一天文学基础总结为以下三点：五德终始说、三统历 说、明堂说。这是古代中国的史学家们进行修史事业的天文学基础，也是建立正史观的历史 依据。用古代中国史学家们的话来说即所谓“统纪”。但是，古代日本对古代中国史的发展 和史学著作进行评论的著作，因为在易学的受容上古代中国天文学基础的欠缺，出现在古代 日本汉学家著作中的评论，几乎没有这类“天人感应”式的史观。这为明治时代德国史学的 传入和东洋史学的兴起，准备了良好的受容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