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代云纹鎏金铜马具

辽朝实行“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分俗而治的统治政策，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契丹人的汉化，国俗得以保留和传承。事实上，民族融合已是历史演变趋势，统治者并没有强制契丹化或汉化，而是契丹文化在国俗、汉俗以及胡俗的融合中衍生出更多的新内涵，这在文献记载和辽墓出土资料中都有体现。由于各文化都有自己复杂的历史背景，也决定了辽代金银器是多种文化的集合体，契丹文、唐文化、宋文化因素在辽代金银器上均有体现。

一、契丹文化因素

渔猎生活用具的考古材料有锥、臂鞲、号角、刀。锥见于陈国公主墓出土的玉柄银锥和尚暐符辽墓出土的银锥，臂鞲见于朝阳辽墓出土的鎏金银鞲，号角见于二八地一号墓出土的6件银号角、上烧锅辽墓出土的银号角和吐尔基山辽墓出土的银号角，刀见于陈国公主墓出土的琥珀柄银刀和玉柄银刀、扎鲁特旗辽墓出土的银刀和银窝沟辽墓出土的银刀。陈国公主玉柄银锥已被孙机先生考证为刺鹅锥。

辽代鎏金战靴

《辽史·营卫志》生动地描述了春捺钵放鹰鹘以及使用刺鹅锥的情况：

“春捺钵曰鸭子河泺，天鹅未至，卓帐冰上，凿冰取鱼。冰泮，乃纵鹰鹘捕鹅雁，皇帝每至，侍御皆服墨绿色衣，各备连锤一柄，鹰食一器，刺鹅锥一枚，于泺周围相去各五七步排立。皇帝冠巾，衣时服，系玉束带，于上风望之。有鹅之处举旗，探骑驰报，远泊鸣鼓。鹅惊腾起，左右围骑皆举帜麾之。五坊擎进海东青鹘，拜授皇帝放之。鹘擒鹅坠，势力不加，排立近者，举锥刺鹅，取脑以饲鹘。救鹘人例赏银绢。皇帝得头鹅，荐庙，群臣各献酒果，举乐。更相酬酢，致贺语，皆插鹅毛于首以为乐。赐从人酒，遍散其毛”。

宋姜夔的《白石诗集·契丹歌》中有“一鹅先得金百两，天使走送贤王庐”的诗句。文献记载刺鹅锥的使用群体比较广泛，皇帝、侍御甚至王公贵族均可使用，用于鹰鹘击落鹅的瞬间，举锥刺鹅。考古出土的实物资料印证了文献的记载，锥尚暐符辽墓出土的银锥也是同样的用途。臂鞲是春捺钵中另一种渔猎用具，其功能用于架鹰鹘以防鹰爪将手臂抓伤，在实际生活中以皮质为主，有柔软亲肤和易于抓附等优点，而金属或玉质臂鞲坚硬、冰凉，极不适合日常生活使用，朝阳沟鎏金银鞲之所以选择珍贵的金银材质，显示了契丹人对渔猎活动的足够重视。

《辽史·营卫志》记载秋捺钵呼鹿捕猎以及使用号角的情况：“秋捺钵曰伏虎林。七月中旬自纳凉处起牙帐，入山射鹿及虎……伺夜将半，鹿饮盐水，令猎人吹角效鹿鸣，既集而射之。谓之‘舐硷鹿’，又名‘呼鹿’”，文献记载了号角的使用方法，考古出土的号角大小差异悬殊，可能会发出不同的声音去吸引不同的鹿，完全是从围猎实践中摸索出的经验总结。辽墓出土的陈国公主琥珀柄银刀、玉柄银刀、扎鲁特旗银小刀、银窝沟银刀，短小精悍，均在30厘米以下，不像武器，更多用作渔猎工具。陈国公主玉柄银刀，配有鎏金银鞘，装饰豪华，且带链能悬挂，为驸马腰部蹀躞带上的佩挂物，归于渔猎工具更为恰当，用途不仅限于外出打渔狩猎，还能为户外活动提供其他急需的便利。

辽代鎏金面具

马是契丹人日常出行和围猎的主要交通工具，故非常重视对马的装饰，爱马饰马。据宋太平老人撰《袖中锦》记载，“契丹鞍与端砚、蜀锦、定瓷被并列为“天下第一”，契丹鞍能博得如此的赞誉说明其装饰艺术和质量有独到之处。辽朝皇帝还常将契丹马匹和马具赠与宋朝皇帝和邻邦诸国，文献记载“宋朝皇帝生日，北朝所献：……涂金银龙凤鞍勒、红罗匣金线绣方鞯二具，白楮皮黑银鞍勒、毡鞯二具，……。”故金银马具成为能彰显契丹民族文化特色的贵重物品。大营子驸马墓、陈国公主墓出土了多套马具，装饰华丽富贵，金银、玉石材质昂贵，甚至连日常常用的铁镫、铁衔镳都作金银的装饰处理，错银马镫、包银衔镳是为例。契丹鞍的特征是鞍金属包片以银质和鎏金银质最多，铜质和鎏金铜质较少，不见纯金者，可见契丹人崇尚银鞍。

捍腰为契丹人颇具特色的服饰之一，也称“擀腰”。有史料记载：“田猎服：皇帝幅巾，擐甲戎装，以貂鼠或鹅项、鸭头为擀腰”，选用貂皮或鹅项、鸭头制成的捍腰，为田猎服的骑射装备，在大漠风寒的蒙古草原骑马射猎时，能起到保暖护腰的功用。金质或鎏金铜质其实很不实用，金属材质佩系在腰间并不舒适，如前窗户辽墓、张家营子辽墓、小喇嘛沟辽墓出土者，更何谈保暖护腰。金属捍腰常用作袍带的背饰，使用时自腰后绕于腰上，在腰前打结，徒增装饰功能。

辽代双面人头鎏金银饰件

面具、网络等金属葬具是契丹最具特色的部分。文惟简在《虏廷事实》中描述：

“北人丧葬之礼，盖各不同……惟契丹一种特有异焉。其富贵之家，人有亡者，以刃破腹，取其肠胃涤之，实以香药，明矾，五彩缝之。又以尖苇筒刺于皮肤，沥其膏血且尽，用金银为面具，铜丝络其手足。耶律德光之死，盖用此法。时人目为‘帝羓’，信之有也。”

辽代的金银葬具数量庞大且类型多样，冠、面具、网络体现的保护尸骸的初衷可能与萨满的灵魂不灭观有关，如骨架散落，灵魂将无法辨认自己，模拟面部的面具、固定头颅的下颌托、保护骨架的网络都用来竭力保持身躯的原形，以便灵魂认识和回归。

辽代金花银碗

契丹族本是生活在马背上的游牧民族：

“大漠之间，多寒多风，畜牧畋渔为食，皮毛为衣，转徒随时，车马为家，随水草就畋渔岁以为常，行营到处即为家，一卓穹庐数乘车，千里山川无土著，四时畋猎是生涯”

为其游牧渔猎生活的真实写照。选用贵重材质制作工具、装饰品、马具、葬具，表明游牧渔猎生活和丧葬礼仪在辽代契丹人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也能窥视分俗而治对保持国俗的积极作用。

二、唐文化因素

唐代金银容器器形丰富、题材多样、工艺发达，对辽代金银容器产生了全面的影响。辽代金银器上的造型和纹饰多来自对唐代纹样装饰的模仿。辽代菱花形银盒、多曲银杯、盖碗、多曲银碗、海棠形银盘直接继承了唐代造型，辽代动物纹、植物纹直接继承了唐代纹饰，甚至辽代成熟的金花工艺也直接取法于唐代工艺。不同之处在于唐代金银器皿上的主要纹饰是植物纹，动物纹也往往藏匿于卷草花叶之中，而辽代金银器则以动物纹或人物故事纹为主题纹饰，植物纹作辅助装饰，单一的植物纹装饰的容器在辽代反而罕见。

辽代万岁台”铭金花银砚盒

辽代马具中的杏叶，其造型和花纹装饰与唐代杏叶存在密切关联。唐代杏叶的特点是桃形造型，叶尖均垂直向下，顶端环有桃形、圆形、长方形多种形状，整体无边框，花边式外缘，植物纹以涡沟曲线来表现，动物纹藏于优美的叶纹之中。

辽代杏叶继承了唐代杏叶的桃形造型和叶尖向下垂直的特征，花纹装饰有非常相似的范例，如耶律羽之立凤纹杏叶与唐懿德太子墓出土的鸾鸟纹杏叶图案相似，耶律羽之立狮纹杏叶与卢芹斋旧藏双狮纹杏叶的狮子造型相似。但辽代杏叶又有自己的变化和发展：在造型方面，外轮廓统一，顶端环只有长方形一种，有突起边框，纹饰在边框内，叶尖除垂直向下外，多数的叶尖向左弯曲或向右弯曲，由此可见辽代杏叶既有对唐代杏叶的继承，又在造型和纹饰布局上有自己的创新，一言以蔽之，唐代杏叶造型复杂多变，纹饰与轮廓巧妙结合，而辽代杏叶造型单调统一，纹饰在边框内单独展现。

辽代八棱金杯

辽对唐的继承关系体现在辽代金银器对唐代金银器的直接效仿和继承，尤其是辽代金银容器直接取法于成熟的唐代金银器皿，在造型和纹饰上均有模仿，呈现出惊人的相似度。辽代早期就呈现出如此高超的金银技艺，原因在于辽初在五代中原掠夺的汉人、渤海人中也有金银工匠。《辽史·地理志》记载了临潢县的居民来源：

“太祖天赞初南攻燕、蓟，以所俘人户散居潢水之北”，胡峤记曰：“上京西楼，有邑屋市肆，交易无钱而用布，有绫锦诸工作，宦者、翰林、伎术、教坊、角抵、儒、僧尼、道士。中国人并汾、幽、蓟为多”

上京城汇集了各种职业的中原人，其中有已掌握娴熟技术的金银匠人。

辽代金银饰牌

三、宋文化因素

1004年辽宋定立澶渊之盟，约定宋每年给辽输银十万两，也为辽宋换取了难得的百年和平发展期。辽宋在边境增设榷场，设置官署监管贸易，促进了榷场贸易的空前繁荣。包括金银器等各种货物可以依赖市场互通有无。辽宋频繁的互使往来、互赠礼物在文献中都有记载，《续资治通鉴长编》、《辽史》等所载的聘使有一千六百人之多。每逢皇帝生日，辽之馈赠器物为：

“金龙水晶带，银匣副之……涂金银龙凤鞍勒、红罗匣金线绣方鞯二具……黄桦皮缠楮皮弓一”，多以装饰品、马具、弓箭为主，宋之馈赠器物为，遣金酒食茶器三十七件，金花银器三十件，银器二十件，则以金银酒食茶器为大宗”

不仅如此，考古资料还证实了宋银在辽地的流通，1958年，内蒙古巴林左旗出土的五件宋代银铤，錾刻的铭文和铸款提供了详实的信息：有宋代大观元年和郑和四年的年号，也有进贡者的姓名和宋代产银的地点，为宋银无疑，在内蒙古出土，更证实了宋以贡银输入辽地的事实。辽朝统治者重用汉人参政，积极推广汉文化经典的传播，辽圣宗亲以契丹大字译白居易《讽谏集》已为时人所熟知。辽与宋的平行交往关系反映在金银器上表现出辽代金银器对宋代金银器的部分吸收和局部效仿。

辽代圆口花腹金杯

综上所述，在金银器文化因素的互动中、唐文化、宋文化与辽文化的关系是不尽相同的：在辽代金银器发展的开始阶段，明显继承了唐文化中的某些文化因素；在辽代金银器发展的中晚期阶段，与北宋存在较多的文化因素互动，而辽代金银器上折射出来的诸多文化因素，既保留了自身的契丹文化，又借鉴、融合了多种文化因素，使辽文化更加丰富多彩、璀璨夺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