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四岁少年公子周回到晋国之时，他所面对的是一群如狼似虎的大臣。谁也没想到，这位少年回国十三年，没有与楚国展开一场决定性的争霸大战，却拖垮了楚国，成功地在东周称霸。

在力助晋悼公争霸成功的功臣中，下军佐魏绛是其中之一。在晋、楚争霸即将进入白热化之际，魏绛及时提出了和戎之策，稳固了晋国北方边疆，使得晋国能专心于中原争霸而无后顾之忧。

帮助晋悼公争霸成功的第二位功臣，就是接替韩厥成为正卿的荀罃（yīng）。荀罃，又称知罃，是晋国名将荀首之子。在邲之战中，荀罃不幸被楚人俘虏，在楚国呆了有十年之久。虽然不过是战俘，但十年的囚徒生涯，足以让荀罃对楚国政治、经济、文化等等各方面都有较为深入的了解。

公元前564年10月，因为郑国再次背叛晋国，荀罃率领诸侯大军前往围攻郑国。多年来，郑国在晋人来攻则降晋，楚人来了就立刻降楚，堪称是风吹两边倒的墙头草。这次郑人一看到晋人率诸侯大军出现，立刻就宣布投降。

这时，上军主将荀偃赶紧上前提醒荀罃：“还是要继续围攻郑国，等楚人前来救援时，与楚军决出胜负后，方能让郑人彻底臣服。”荀偃此说，也是基于历史教训。历史上，只要霸主位置未定，郑人就始终是“朝晋暮楚”；只有霸主之位确定了，处于四战之地的郑国才会作出最终抉择。因此，荀偃以为要想彻底臣服郑国，与楚国的这场争霸决战不可避免。

虽然荀偃意识到要臣服郑国就要先定霸主之位，可他却没想到争夺霸主，不是仅有正面决战这一条路。

此时，荀罃突然提出了另一条对抗楚国的妙计：“我们还是先答应郑国求和，让楚人疲于奔命。今后我们可将晋国四军分成三路人马，辅之以诸侯精锐共同出师，轮番与楚军对抗；这样我们负担甚轻，楚国却无法长期承担，那样可比两国正面决战风险小多了！”

荀罃此计，看起来好像无足轻重，却恰恰抓住了楚国的弱点。

晋、楚历次争霸，从来就不会没有经历一场决战就确定了霸主归属。但荀罃却独辟蹊径，开创了一条“四两拨千斤”的新战法：晋人每次只出动三分之一的兵力，却能引诱楚国全军出动。古人曾总结用兵之道：三次警戒等于一次出征，三次出征等于一次围敌，三次围敌等于一次作战；所以，一年军费就要耗尽十年的积蓄，一战之费就要耗光数代的积累！（《管子·短语·叁患》）晋人不过三次出动，却能消耗掉楚人数年的积蓄，这就是荀罃“三分四军”战术的威力源泉所在！

不过两年，楚国就因军队过于频繁出动、国力消耗巨大，在公元前562年主动认输、放弃争霸，将霸主之位乖乖让给了晋国！

然而，荀罃设计了“三分四军”之法来对抗楚国，为何楚人会这么容易上当？为什么楚人不也将自身军队分成三队与晋人对抗，而每次都得全军出动，自耗实力呢？

公元前516年9月，楚平王去世。公元前515年春，趁楚国国丧，吴国公子掩余、公子烛庸率兵攻打楚国潜邑（今安徽霍山东北）。

面对强大的吴国军队，楚人丝毫不敢掉以轻心，先派出左尹郤宛、工尹寿率领一支军队进驻潜邑，正面堵截入侵的吴国军队；与此同时，派出莠尹然与王尹麇帅另一支部队紧急增援潜邑。随后，又派左司马沈尹戌在穷（今安徽霍邱西南）出动，准备抄吴军后路；令尹子常则亲率水师进攻到沙汭（沙水入淮河处，今安徽怀远东北），从水路威胁到吴军的后路。

楚国四路大军齐出，形成了前后夹击之势，让入侵的吴国军队进不得、退不得。此时，公子光趁机在吴国发起政变，刺杀了吴王僚，篡夺了王位。公子掩余与公子烛庸听闻国内政变，被迫弃军而逃。潜邑之战，楚国获得大胜！

可大胜之余，这恰恰就暴露出了楚国的大漏洞。

在潜邑之战中，吴国只出动了一支部队，可楚国却出动了四支部队。双方兵力对比如何，史书没有记载，也不好作具体评估。但以楚国前有堵截、后有冲断的夹击态势而言，楚军人数远超吴国应该毫无疑问。

潜邑之战中，吴国主将是公子掩余与公子烛庸。可楚国出动了四路大军，各路带军主将的身份却各不相同：进驻潜邑正面拦截吴军的主将是左尹郤宛与工尹寿；增援潜邑的是莠尹然与王尹麇；第一路抄吴军后路的大军将领是左司马沈尹戌；第二路抄吴军后路的将领是令尹子常。这些职位中，左尹应该是令尹副手之一，工尹主要职责是楚国工匠的管理，左司马应该是司马的副手，莠尹或是莠邑的县尹，王尹则主要是楚王宫内部政事的管理。且不说楚国令尹与司马二职长期分工不明，光是工尹与王尹二官奔赴前线带兵打战，已经有不务正业之嫌了。

除此之外，楚国四路大军的构成也极为复杂：沈尹戌率领是都邑私属武装和平时不上战场的备用军队；莠尹然所率领军队应该是莠邑的地方部队；王尹麇所率领军队应该是王宫的近畿卫队；其余各路人马则率领楚国常规军队。

潜邑之战，如果没有公子光刺王僚篡位这一重大事件，原本不过是吴、楚之间数十年互相侵伐过程中极为平常的一次交锋。可吴国仅出动了一支军队，却让楚国出动了四路大军、调动了多个部门，甚至原本不应参战的将士都走上了战场，足见吴、楚双方在这场战争中的投入极不不平衡。如此长期对峙下去，哪怕楚国胜利再多，又能坚持多久？

荀罃之所以要设计出“三分四军”的战术，就是看准了楚国在制度上的这一弱点，才能取得巨大成功。可问题在于，为什么楚国会屡屡掉入这样的陷阱而不能自拔呢？

公元前522年，因为父亲与长兄被楚平王所杀，楚人伍员逃到了吴国，寻求复仇机会。公元前512年，因为楚国收留了公子掩余与烛庸，导致新近篡位成功的阖闾下定决心伐楚。

为明确伐楚方略，吴王阖闾找来了伍子胥，向他当面请教。

终于等到了复仇的良机，伍子胥拼命压制住内心的兴奋，冷静地给吴王阖闾分析了当前楚国政坛的最大弊端：“楚国执政者众多、彼此不和，无人敢承担责任。”

楚国政坛这种现状，却是由来已久。

在楚武王时期，是由莫敖主导军政事务，权力一家独大。但自从莫敖屈瑕讨伐罗国战败后，莫敖在楚国地位急剧下降，而令尹就成为了军政一把手。到了楚庄王时代，令尹斗越椒叛乱，使得楚庄王对令尹的职权进行了限制，让令尹偏重于政治，而让司马主持军事。这导致了楚共王执政时，令尹子重和司马子反之间明争暗斗严重。最终在鄢陵之战后，子重间接谋害子反，让令尹再度掌控了军政大权。从楚国莫敖、令尹、司马三个官职的发展历史来看，这三大职位的职责、地位高低以及权力大小并非十分明确，存在巨大的模糊空间。

而三大职位指责不清的根源，本质上就与楚国公族势力的强大密切相关。

莫敖一职，春秋初就是屈氏家族之人担任，到春秋中晚期还是由屈氏担任，可谓是垄断了这一职位；令尹一职，从楚武王到楚庄王，几乎都是由若敖氏家族垄断。为了安抚公族势力，楚国公室很难改任其他氏族之人来作莫敖或令尹；可为避免强大公族威胁到公室，楚王只能频繁调整这些职位的职责，以限制公族势力的恶性膨胀。这就造成了楚国执政者众多，但却长期职责不明、彼此间不和的现象存在。

此外，楚国还有一项极为残酷的传统：战败即死。楚武王时期，莫敖屈瑕伐罗失败，自杀；楚文王时期，阎敖丢失了城邑，被杀；楚成王时期，令尹子玉城濮战败自杀，令尹子上战败被杀；楚共王时期，司马子反鄢陵战败，自杀；楚灵王时期，大夫屈申、蒍泄因楚军与吴军交战失利，被冤杀；楚平王时期，司马蒍越两次战败，也自杀了！……

楚国这种战败即死的传统，极有可能是公室为打压公族势力而形成。但这种容不得大臣犯错的传统，使得楚国将领都不敢轻易承担责任，生怕一出岔子就性命难保。

楚国从政者职责不清，彼此间矛盾重重，又不敢承担责任，在这样的形势下，对付楚国的灵丹妙药该是什么呢？

伍子胥又重拾荀罃当年的旧策：“如果我们分出三支轻兵，轮番入侵楚境，我们每出一师，楚国必定全军而出。楚军一出，我军则迅速撤退；楚军一撤，我军又马上出击，如此一来，楚军必然会被我军所疲敝。在多次出兵令楚军疲敝后，再利用多种计策增加他们的失误，这时我们再趁其疲敝而三军毕出，一定可彻底击垮他们！”楚国政要职责不清、害怕担责，所以每次吴人入侵，不管吴人兵力多少，他们都会因害怕失败而被追责，不得不倾巢而出。如此一来，荀罃当年的战法就能起到奇效！比起晋人荀罃，伍子胥的战法更接近于“游击战”。

吴王阖闾听了伍子胥这番话，顿时茅塞大开，立刻就接受了他的建议。

从公元前511年起，吴国就三分军队，轮番入侵楚国，正式实施伍子胥的“游击”消耗战术。在经历了五年的“游击”消耗战后，吴国就联合蔡国、唐国伐楚，一举攻入郢都，差点就将楚国灭国！

伍子胥伐楚的战术，就是脱胎于晋人荀罃当年的“三分四军”战术。作为曾经的楚人，伍子胥更能切身体会到这一战术给楚国带来的伤害有多大。所以伍子胥在伐楚复仇时，才借鉴了这一战术战法。如此说来，伍子胥能成功复仇，确实应该感谢晋人荀罃——正是他首创了这一破楚之法！

荀罃所处的年代与伍子胥所处的年代，前后相距约五十年。五十年之间，楚国在不同敌人的设计下，掉入了同一陷阱而不能自拔，恰恰证明了楚人在制度建设上的缺失：楚国完全丧失了亡羊补牢的能力，眼睁睁地看着敌人一再利用自身同一漏洞进行攻击，却无以自拔。

这也许就是强盛一时楚国的最大悲哀吧——不经历一场外科手术将痼疾彻底割除，楚国又怎能复生？